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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我國面臨的關稅的壓力，讓社會不免回想起 2008 年金融海嘯與 2020 年新冠疫情的陰影。而勞動部此時卻提出耐人尋味的因應措施——延長移工轉換雇主期限至 120 天。表面上是為了避免短期人力斷鏈，但在關稅的壓力下，連本國勞工都恐遭遇大規模的無薪假與失業潮，企業職缺又哪來職缺供給這批待業移工？移工待業期被拉長，只會推升安置與社會成本。我們期待政府正面解決問題，而非只是把風險往後遞延的延長安排。

台灣正面臨更嚴峻的外部挑戰。自 2025 年 7 月 31 日美國川普政府的「對等關稅」行政命令正式生效，對台灣出口產品課徵 20% 關稅，並對規避轉運行為加徵 40%。這不僅是臨時措施，而是制度化的長期槓桿。台灣出口依存度高，今年上半年對美比重更升至近三成。對桃園而言，這是一場立刻上演的壓力測試。

先看曝險面：今年上半年台灣出口對美比重升至 27.9%，三十多年新高。美方關稅的邊際衝擊因此被「放大」傳導至科技鏈；7 月出口報捷，很大一部分是企業趕在新關稅生效前拉貨所致，並非可長可久的新需求。關稅上路後，通膨與成本轉嫁將回到現金流與報價上檯面。

關稅如何落地？第一，毛利被壓縮。在買方市場下，台廠通常須與通路共同分攤關稅，短期為守單，會先犧牲利潤率；中期若無法提價或升級產品，訂單會外移。第二，庫存與現金流風險。前期拉貨墊高庫存，關稅上路後若末端需求轉弱，資金週轉壓力上升。第三，製程外移誘因提高。過去透過第三地最終組裝以減稅的做法，在「40% 反規避」條款下風險飆升，迫使企業要嘛就地提價，要嘛加速在美生產或更深的供應鏈在地化。

這樣的經濟壓力同樣轉嫁到台灣勞工身上。「無薪假」「失業」等關鍵字再度衝上熱搜，令人不回得回憶起2008年金融海嘯及2020年新冠疫情的惡夢。勞動部的因應措施更令人不解，移工轉換雇主期限可自動延長至 120 天。此舉看似是為避免短期人力斷裂，但若真是連本國勞工都面臨了大規模的無薪假或失業，中小企業哪有可能再吸納這些待業中的外勞？待業期拉長只會推升安置與社會成本，並加劇對本勞的不公平。政策若缺乏配對數據與職缺證據，延長期限只是把風險「往後丟」。

筆者認為，政策與企業的可行解在於分層分流：

其一，就業安定基金必須回歸本質。目前安置中心把就業安家基金當作津貼來源，收留待業移工，核發求職補助，措施實為浪費雇主的金錢，讓本勞兢兢業業怕失業，移工有恃無恐等收留。政府應明確規範：基金應優先用於本國勞工安置、轉訓與產業升級，不得成為移工長期待業的補助來源。轉換雇主期限至 120 天更應重新思考，可效法美國 H-1B措施，若移工超過限期仍無新雇主，就必須依法離境。給予本勞生存空間。

第二，產業政策要同步調整。當前中小企業難以吸收過剩人力，政府不能再只把目光放在「製造業移工」。在關稅壓力下，餐飲、旅宿、長照等服務業反而出現持續缺工。若中央有意讓失業的製造業移工有再就業機會，就必須考慮適度開放服務業、飯店業等產業，讓人力轉移進入真正缺工的領域，這同時也能降低本勞的工作壓力，達到雙贏。

其三，產業升級：高技術、高客製的零組件強化「不可替代性」，以規格與服務鎖定長約；對標準化產品，則以「設計—品牌—售後」打包，提高轉嫁能力。這不是口號，因為在美端通膨壓力下，零售與品牌端確實會把關稅部分轉嫁給消費者，但只有供應商議價力夠強，才能拿回分擔比例。對美比重高的線別，必須建立「雙產地」或「區域化」備援：一條維持台灣高效率產能，另一條布局北美（含墨西哥）或關稅友善市場。考量美方對規避轉運的高懲罰，產地策略要從最終組裝升級為關鍵製程在地化，並同步完善原產地追溯與合規稽核。

其四，產業談判與策略互換：中央應把桃園視為樣本場域，把地方產業受損清單作為台美談判籌碼，換取特定 HS 稅號的降幅、延緩或排除；同時以在美投資承諾與供應鏈安全合作交換關稅調整路徑，降低政策不確定性。以關稅等值的價格條款、匯率避險與存貨融資折扣，換取客戶共同承擔；市府層級可與銀行系統合作，針對「被關稅擠壓的應收與庫存」設立專案融資池，縮短中小企業資金斷點。

結語：關稅不是「一刀斃命」，而是持續性的摩擦成本。台灣的優勢在於完整的製造聚落與靈活的中小企業網絡；弱點在於標準品比重仍高、議價力分散、對美市場集中。若能在一年內完成產品升級、產地備援與人力轉置三件事，關稅就只會成為「跑步時的沙袋」——吃力，卻能鍛鍊出更強的競爭肌肉；反之，若以為拉貨與補貼能撐過去，真正的外溢效果會在 2026 年的財報與就業市場才陸續顯影，屆時想補，會太慢了。